在精神分析这座知识的高塔中，《我与它》无疑是一块奠基石。这本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，是佛洛伊德晚年最具结构性与深度的理论成果。他不再停留于早期对潜意识现象的描述，而是将心灵活动以一种更具空间感与系统性的方式加以重构，建构出“我”、“它”与“超我”的三重结构体系。从此，人的精神活动不再是混沌的黑箱，而成为可以被描绘、被理解的动力场域。
“它”代表人类原始的欲望与冲动，隐藏在意识之下，服从着快乐原则的驱动，无需掩饰，也无视现实。“我”则处于现实与欲望之间的夹缝中，在现实原则的压力下不断调和内部冲突，既要压抑“它”的冲动，又需应对“超我”的道德要求。至于“超我”，则是社会规范与理想的内化，是审判的声音，也是理性之鞭。三者交错运作，共同构成我们所说的“精神结构”。
然而，最具争议与歧义的，恰恰是这其中的“我”。表面上，它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概念，然而从文本深处来看，它却隐藏着多重含义。1980年代，学者麦肯拓昔在细读佛洛伊德原文后，发现佛洛伊德笔下的“我”（das Ich）并非单一意指。
一方面，它是结构意义上的ego，是心理系统中负责调节与中介的功能体。
另一方面，它又暗示着具有主观整体性与统一感的self，是人在经验中所感知的那个“我”。麦肯拓昔将其拆解并厘清，并在《国际精神分析期刊》上发表了《佛洛伊德思想中的Ego与Self》，此后关于“自我”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只在于理论上的精确划分，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主体性：人不仅被系统驱动，也以某种方式感知并认同着那个不断调节、适应、挣扎中的“我”。这层“我感”的存在，是精神分析中最难以捕捉、却最贴近生命经验的部分。
长久以来，中文世界在接受佛洛伊德理论时，始终面临术语翻译上的模糊与摇摆。“ego”与“self”在不同文本中被译为“自我”、“我”、“本我”乃至“主体”，导致理解上的混乱。此次由宋教授翻译的新版《我与它》，在学术与语言的双重层面上，做出了重要的澄清。
他不仅对原著进行了忠实而精准的翻译，更将麦肯拓昔的经典评论文章一并收录，并辅以详尽的译序与注解，为读者揭示出佛洛伊德文本中那些层次复杂却极易忽略的语义脉络。
这部译本不仅是语言的转换，更是一场思想的桥接工程。宋教授在译注中细致梳理“我”在佛洛伊德语境中的不同面向，既保有原著的理论张力，又让中文读者得以用母语思维进入那个复杂的心灵结构体系。在今日精神分析早已渗透入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等领域的背景下，重读这本书，不再只是回顾一个世纪前的思想，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，重新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
对于初学者而言，“自我”或许是个显而易见的词；但当我们深入理论核心时会发现，“我”从来都不是一个安稳的概念。它是夹在冲动与道德之间的操盘者，是面对现实时不得不作出的妥协者，也是我们在日常经验中不断追问、反思、修补的存在。这种张力，让精神分析不只是知识体系，更是一种切近人心的解释方式。
林教授在推荐序中说，宋教授的译注如同一场“思想诗意工程”，它不仅仅是学术的劳动，也是一种穿越文本的心灵实践。正是在这种实践中，佛洛伊德的思想得以重返中文世界，不再是外来经典的展示，而成为正在进行的思考。
今天我们再次打开《我与它》，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世纪前的理论框架，而是那个从未停止变动的、分裂又统一的“我”。这部书的重新出版，是对经典的回归，更是对未来的邀约。
它提醒我们，自我不是固定的形状，而是一段持续生成的旅程，而这场旅程，正发生在每一个愿意思考自身之人身上。